企业跨境纠纷 新调当和事老
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董事骆维明高级律师（左），今年10月与代表杭州仲裁委员会的杭州仲委会副秘书长赵亮，在杭州签署谅解备忘录，同意合力为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投资的两国企业解决跨境商业纠纷。（新调提供）
说法识法
水果批发商阿福前阵子很苦恼，因为竞争激烈，国人有更多选择，他打算减少苹果的订购量。但是，澳洲农场主人约翰却要他根据“最低订购量”条款，否则告他违约，双方争论不休……
阿福很生气，回想几年前旱灾，约翰无法供应他订的数量，当时他大方体谅，没要求按合约“跑”。
约翰如今咬住合约不放，还撂狠话。阿福说：“这家伙，不知饮水思源！” 过不久，阿福收到约翰的诉状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便请教隔壁念法律的小强。
小强认为不必费力费时打官司，建议他去找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（简称“新调”）…… 庆幸的是，约翰也愿意调解，飞来新加坡与阿福接受新调建议的调解员。没请律师，一天和解，只花1万2000元。
最让阿福满意的是，约翰从调解中了解到华商做事以和为贵，即使有合约也会灵活变通，法律不外人情。
约翰不仅向他道歉，还达成协议，同意当阿福减少苹果订购量，就以其他水果替代，完美解决纠纷。
新调成立于2014年11月，至今三年。本期《说法识法》，为读者介绍新调的服务、调解“成绩单”，以及和解个案。
相信是世界首个提供跨境国际商事调解服务的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，成立三年来取得佳绩，为42起案件斡旋，多数在一天内完成调解，涉及总金额约15亿7000万元。
新调（SIMC）也频频获其他国家邀请分享调解经验和模式，协助成立海外调解中心，共创双赢局面。
新调主席林长仁高级律师日前接受《联合早报》专访时说，调解的个案涉及22个国家，最大的争议额为6亿元，“三年来的和解率高达82％。”
他说，跨国企业如出现争议，一般在相关国家打官司或进行仲裁，但这两种方法冗长，耗时、耗力、又耗钱。
最糟的是，官司一打完，企业关系也破裂，双方再也无法合作。
他指出，有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要解决生意纠纷，打官司或仲裁的代价有时候非常昂贵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催化了新调的诞生；此外，致力于推动我国成为环球纠纷调解中枢的律政部也鼎力支持。
新调为当事人提供世界级的调解服务，纠纷一般在一两天内解决。
“如果能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，为企业节省许多费用，何乐而不为？这么一来，最终对消费者也有益处。就像看医生一样，如果能尽快找出病因，对症下药不要拖延。”
他指出，新调给予企业多一个选择，“即使到头来，调解不成功，双方还是可以回到法庭或仲裁桌上。”
他说，调解的目的是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让彼此互相指责。有时，让双方代表到第三个国家解决问题，反而是件好事。他举一个实例说，日本和中国的企业，为了太阳能板的买卖起争执。双方后来到新加坡，找新调解决争端。
三名日本律师飞到我国，到新调与中方调解时，都对新调提供了这样的跨国境解决纠纷平台，留下深刻印象。“它们选择到新加坡，一来考虑到新加坡是中立国家，二来知道新调将严加保密纠纷内容。结果，这起中日纠纷在一天内解决。”
积极向多国推广
这三年来，新调积极向本区域多个国家，包括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介绍其服务。
新调的70名调解成员来自14个国家，包括我国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、美国知名调解员、作家和演说家威廉尤里（William Ury）博士等。
这些调解专才具备丰富调解经验，有多元的文化背景，当事人可选择最接近企业文化背景的调解员，协助解决争议。
有意聘用调解员的企业，可上新调网站（simc.com.sg）观看调解员的录像介绍。
除了调解员的费用，当事人须支付新调的服务费，以及租用麦士威国际争议解决综合大厦（Maxwell Chambers）会议室的费用。
2018年1月25日，林长仁高级律师将应邀前往首尔，培训韩国资深律师，让他们掌握调解技能。两天培训结束后，新调打算从中物色恰当人选，设立韩国专家调解员。今后如有案件涉及韩国律师的专业或韩国企业，新调会考虑聘用他们为调解员。
新调下来也会到其他国家，为当地律师进行培训。
和解三个案
■个案一
一个道歉，扭转了一项涉及1亿美元（约1亿3380万新元）的争议。
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新加坡建筑公司和哈萨克斯坦（Kazakhstan）发展商，就建造的钻油台出现极细裂纹（hairline crack）展开调查，寻找补救方法。
新方代表为高级项目经理，他对索赔信中指他不专业和欺诈深感委屈和不平，双方的沟通变得恶劣，最终陷入僵局，得靠律师信件沟通。
双方原本进行仲裁，后来改为调解。新方代表终于见到“诬告者”，对方解释不是要诽谤新加坡代表，也从没质疑他的专业和诚信，并且道歉。
当天下午3时半，双方化干戈为玉帛，握手言和，为两年多前的纠纷画上句点。
■个案二
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公司，为货物买卖争论不休，数年来一直无法解决。
最终，它们寻求新调的协助，出乎意料，在一天内就解决。卖方甚至自动为货物“打折”，让买方享受几年的折扣价，取得双赢局面。
新调主席林长仁说，如果上法庭，即使一方做出赔偿，双方的关系肯定破裂，合作关系难以修复。
“但通过新调，这两家企业得以维持多年的生意关系，这是与打官司最大的不同处。新调所做的其实已超过法律。它协助企业恢复或修复生意关系。”
■个案三
蒙古工厂的建筑缺陷，引发中国和蒙古商家一起2000万美元（约2675万新元）的索偿案。
双方开始时进行仲裁，后来决定尝试调解，要求新调委派调解员，他们要求调解员不是中国人或蒙古人，必须明白中国和蒙古的法律和商务文化，而且希望在一周内进行调解。
时间如此紧迫，是因为双方还有一个超过1亿美元（约1亿3380万新元）的联合项目等着他们。新调找到的澳大利亚籍调解员，曾在香港工作八年，两年前刚完成一个蒙古项目。
该调解员在一周内接见双方代表，一天内成功调解。
认可替代解决方案
新调目前采用的综合性纠纷解决替代途径（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）——“仲裁—调解—仲裁”（Arbitration-Mediation-Arbitration，简称AMA）程序，已获多个企业的认可。
林长仁高级律师说，AMA是新调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（SIAC，简称新仲）联合创立的。
多个企业在商业合同中把AMA列为条款之一，一旦有纠纷，它们和生意伙伴就寻求AMA的解决方案——先到新仲立案，新仲移交案件给新调，再由新调调解。
他说，企业一旦调解成功，不仅省钱省时，双方还可以选择把和解方案提交新仲，由新仲颁发仲裁裁决，方便企业在154个国家执行。
新调接受的42起个案中，有九起的合同附有AMA条款，要求通过“仲裁—调解—仲裁”程序进行。